惟大地與海洋於此長留。
這兩這兩句話後來被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轉引至其戰後的著作《大地之法》(Der Nomos der Erde)的序言中,我方有機會耳聞。《大地之法》裡的施密特,大概是他在出版著作中自覺最為渺小的一次吧。那時他剛經歷了囹圄,也被禁止了教職,又尚未如後來一般成為某種德國公法學的那個一直被請益的「隱蔽存在」。在序言裡,他感嘆著自己原本所醉心的秩序、古老的大地法已然衰敗。引用了歌德詩句的他,一點也不若戰前高喊政治神學與例外狀態時的意氣風發。雖說我自始都未曾如同施密特一般才氣煥發意氣風發,但即便「每個人的眼淚不一樣,但想哭的念頭是一樣的」,2020年3月18日的我,或許也多少如他當年自覺渺小。
2.六個春秋之前的今天晚上,是人們衝進了立法院,開啟了後續所謂的三一八運動的時刻。那晚之後,整座島嶼都進入了某種憲法時刻:這座島嶼的歷史道標似乎改變了,至少當時的人們是怎麼相信的。雖說當時的氛圍依據充滿著緊張,依據會困惑與感受到自身的無力,但至少人們相信著某種「眾志成城」,也就是鄂蘭所謂的行動:在此世當中開啟某種新局的可能性。當然,幾日之後,行動的權力遭到暴力壓抑;又或者在多年之後回望,所謂的新局是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超越過去,那些都還不曾出現在那時候的行動者的心中。若事後從奧林帕斯俯視而下,那時的人們雖然仍舊如同螻蟻渺小,但卻在燃燒著希望。
3.六個春秋後的三月十八日,某程度而言或許也是福爾摩沙島的歷史時刻。新型冠狀病毒(aka武漢肺炎)的威脅日漸俱增,上午已經宣布封關鎖國拒絕外人入境;而午後公佈的確診數字也突然暴增至百人。事實上,早在先前,為了對抗武漢肺炎,疾管單位早已下達了各式各樣的措施,其中幾項早已為部分法律人所詬病,認為於法不容,除非乾脆一點宣布緊急命令:進入例外狀態吧。
4.讓話題先轉到敘事者,也就是我本人身上吧。
約莫晚間九點左右,我打算到全聯超市買些麵包當作明天的早點,卻發現收銀櫃檯排了好多的人;人們的購物車裡都滿滿的,有泡麵有衛生紙等等。我想了想,似乎理解了緣由,今天的各種新聞讓大家都嚇壞了!看著這樣的情景,我也不也有些被影響,像是在掙扎著什麼似的,硬是把麵包跟麥片都各多拿了一份。想來我也是被這樣的氛圍所染。這不禁讓人想起了自己的渺小。猶記幾小時前,我才與人談到此事的不安,並被吩咐了不要緊張好好正常生活。但一旦面對著這種恐懼,依然會感到自身其實很難全身而退。即便要好好「努力加餐飯」,也會害怕著物資缺乏。如果這不叫渺小,那麼什麼又叫渺小?先不要說什麼決定例外狀態和邦國命運的國家主權者了,我們甚至無法成為自身生命的主權者。
5.那麼,我們應該發緊急命令進入例外狀態嗎? 還是繼續讓法治受到侵害呢?
法治被侵害了會怎麼樣?或者說,守護了法治是守護了什麼樣的價值?按某種最單薄(換言之,應當最不會被爭議的)看法,法治可以發揮行為指引的功能,讓人們可以預先知道法律希望/不希望他採取作為或是不作為,讓人們可以安置自身的行動。這是法治的價值。不發布緊急命令繼續讓措施破壞法治,那麼我們又能賺到或是守下什麼有價值的事物?以及,如果發布緊急命令而不破壞法治,我們可以賺到或守住什麼?如果發布了會讓狀況變好,然後損失比起不發布來得小,那似乎就該發。簡單說,就是看發布/不發布的「損益比」何者較佳。這應該是個大家都會接受的方向,畢竟沒有人真心希望選一個狀況比較差的選項。
6.可是我們知道,所有的國家行為都會釋放一定的訊息,而訊息會激發人們的反應。因此,若要能完整地評估好壞與損益比,我們就必然正確地知道釋放的訊息與之後的可能反應究竟為何。而從今天宣布鎖國封關的訊息來看,目前的訊息或許會激起人們更多的恐懼。而最糟糕的可能狀況則是,緊急命令傳遞了一種「這個國家福爾摩沙已經沒有辦法了」的訊息,那麼將可能導致更為可怕的後果,甚至使得原本還有辦法處理的事態變得無法處理。當然,渺小如我其實沒有更堅實的方式予以證實,說穿了也只是猜測而已。我希望決策者並非渺小如我,希望他們或許有更好的方式知曉這般的資訊,衷心希望如此。
7. 當然,這種看待例外狀態的方式一點都不施密特,對於施密特來說,這無疑是價值和技術的僭政。決定例外狀態的不是靠著計量去斤斤計較損益比的價值幾小何,而是主權者的決斷:主權者才是決斷例外之人。否則國家將會喪失其靈魂與神聖性,成為無心的機器。但這種主權者其實必須強大,像是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的所說的那種「即使如此,沒關係!」 (dennoch)的堅強,方能承擔起這尊此世的神祇。但即便連施密特那般的才人都在大時代下感慨起自身的渺小與秩序的衰敗了,如今面對著疫情威脅的我們又還有多少自信去說服自身的強大?
8.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強健體魄,平安健康;小國小民,好國好民。善是珍稀而脆弱的,各種外力和內心的障礙都可能造成威脅;即便世界帶有脆弱與不幸的成分,但善仍是可以努力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