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說書Speaking of Books。
作為一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的理論對於目前的國內讀者而言，應該不會太過陌生。目前國內已有數本鄂蘭的譯著。如早些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對納粹與史達林等極權主義政權進行反思。《平凡的邪惡》則是對於納粹黨衛軍幹部艾希曼受審的觀察，並在《責任與判斷》一書中進一步完整論述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惡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此一概念。而在今年（2016）年初，鄂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亦在臺灣出版了漢語譯本。
從書名來看，《人的條件》是個指涉廣泛，不太容易一眼看懂的詞彙。但如果我們先參考德文版的書名 Vita activa──行動生活[2]，或許就稍微能夠限縮主題。顧名思義，本書就是在探討行動的生活，在書中，鄂蘭一開始就用了三個分類來指稱人類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並透過大量的篇幅仔細考察與爬梳。然而，對於閱讀者而言，這三個在本書一開始就拋出來的概念確實容易混淆，因為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並未仔細區分這三組概念。
那麼，我們可以問個問題：為什麼要做這些區分，鄂蘭想透過這組區分做些什麼呢？
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
按照鄂蘭的看法，行動生活（vita activa）在古代曾有過一個不怎麼正面的意涵。
行動的生活是對比於「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沉思的生活」才是更為正面、值得追求的。在此，可以用兩個方式來討論。首先，從最符合直覺的方式來想，行動就是一直在動來動去的、忙東忙西的，它因此就是一種不平靜的（askholia）的狀態；相對而言，沉思是一種平靜，行動因此就是對於平靜的干擾。從這個角度來看，行動生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可以滿足沉思前必須滿足的人類身體渴望（比如說，要吃飽喝足）。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行動生活是「人」在行動，行動是在跟這些「人的事務」打交道，而人們總相信人為的領域是次佳的，與自然相比，人為領域當中無法蘊含真正夠格的美與真裡。
為什麼人為的領域會相對差呢？
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人有一種特質：必朽性（mortality）。鄂蘭指出，從古希臘人的眼裡來看，自然是不朽的，因為自然更迭與重生、生生不息；而諸神是不朽的，因為諸神不會衰老死去。所以說，人相對於自然與諸神，是這世間唯一會終老死去的必朽者。對於必朽者來說，能做的事情有兩種：一是創造出延續自己的創造物，使得這些事物值得繼續存續下去；另外一種方式則是脫離於這個世間的紛擾，追尋一個超出世間的永恆真裡。前者是創造行動，在人世之間創造事蹟、話語與神話，形成共同活動（城邦生活也是其一）；後者是一種獨自沉思的活動。
對一些古代哲學家（以及其繼承者）而言，他們並不那麼相信城邦生活的不朽性，而這個不信任有其緣由。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死亡本身揭示了衝突。蘇格拉底願意相信上述這套講法（人世不朽性），他並不著書立論（因為這並不是關心永恆，而是關注於永恆的足跡，簡單說是在拷貝永恆），而是踏入了行動的生活中，整天跟雅典的鄉民們打交道進行討論。不過呢，蘇格拉底也就因為這樣死掉了，他被當成城邦的禍害，被雅典鄉民判了死刑。因此，對其徒弟柏拉圖來說，這個做法是有衝突的，克服必朽性的方式只能往人類世界之外尋獲，去找尋一個「永恆的真裡」。
這種永恆真裡是不可說的（unspeakable）[3]；所以說，這並不是一群人嘰嘰喳喳就可以決定或是否決的東西，人們的嘰嘰喳喳只是提出意見而非動見，這是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4]。對哲學家來說，它們是要遠離這些嘰嘰喳喳，透過「一個人」的沉思進入思考而找到這樣子的真理，真理是去除多餘紛雜之物而「開顯」[5]。這種想法因此也就和行動的生活對立。如果說沉思的生活較高級而且必須只有一個人為之，那麼行動生命的複數性（plurality）和忙碌也就成為了對於沉思的干擾。
行動生活中的另一種可能性
但上述那種看待行動生活的方式，並不完全道盡行動生活的特質，毋寧說，這是一種將行動生活的獨特性消去的一種詮釋方式。按照鄂蘭的想法，這套想法是以一套階序的觀點來看待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沉思生活高於行動生活，並認為沉思生活獲得的真理進一步做為指導原則。但鄂蘭並不這麼做（因此她不是個政治哲學家）。
鄂蘭認為，行動的生活有著與上述「哲學家式觀點」不一樣的意義，因此也不應該被放入上述的階序中。鄂蘭不否認真理的開顯意義，也不認為真理因此就比較高檔而行動生活就比較低端，因為兩者想要面對的東西不同，也無法比較優劣。
按照前述的看法，行動生活能夠勉強獲得基本敬重的原因在於，滿足沉思前的人類身體上欲求。如果要克服這個觀點，我們必須挑戰這種對於行動生活的界定，我們必須從行動生活這一含混的概念之中，想像出一種不一樣的行動生活方式。那麼，這個工作就會使得我們必須對於那些「看起來都是動來動去」的行動生活做出細緻的考察與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鄂蘭要去區分這幾個名詞了。
最後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鄂蘭的這三組概念。
在鄂蘭的看法中，勞動是植根於人的自然性；很顯然地，人就是要吃喝，而勞動就是基於滿足這些生理條件。而工作來自人的不自然性（unnaturalness），是人們在試圖超出自己自然生命必定朽敗的事實，試圖製造一個人造的領域出來。比如說，我們會製造一些器具、作品等人造物出來，這些東西可能可以在世間存活得比我們更長久。
而之所以會以為行動生活就只是服務臣服在沉思生活，是因為我們只用這兩者當成了行動生活的全部。從《人的條件》一書的序言中可看到，鄂蘭稱現代社會是個「勞動社會」：我們缺乏了想像的能力，不知道所謂的更高意義之生活的樣貌為何。但行動生活中還有一項有待挖掘的特質，也就是行動，與人群的共同行動，是對應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
如果說，人只是單一的型態，那麼跟「自己的複製品」打交道就是奇怪而且不必要的奢侈舉動。我們只要對於這種單一型態有所掌握並預測反應就好；但我們顯然不會這樣認為的，跟人群打交道並不只是在預測他人的行動，這當中一定還存有更深刻的意義。鄂蘭指出，對於古羅馬人來說，活在人群中才是活著，而離開人群則意味死亡；我們透過行動形成政治活動，並留下歷史與記憶，方能賦予另一種的耐久性與可能。
至於這種可能性是如何像奇蹟一般降臨在充滿必朽的人世呢？這部分的答案或許已非本文的篇幅所能道斷，就留待各位閱讀全書之後的自行思考了。
[1] Zur Person: 1964 年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高斯（Günter Gaus）的訪談
[2] 參見 Wikipedia 德文條目
[3] 漢譯本用了一個佛學用語──言語道斷，去查了一下意思應該差不多。但使用這個佛學用語好玄啊！（微抱怨）
[4] 這個「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之用法參考自鄂蘭的《政治的承諾》（臺北：左岸，2010）一書。
[5] 這個說法應該是承自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海德格解釋希臘文中的真理為去蔽（Unverborgenheit）：真理就是把存在者從其隱蔽狀態中取出到其無蔽狀態中。
參考文獻
從書名來看，《人的條件》是個指涉廣泛，不太容易一眼看懂的詞彙。但如果我們先參考德文版的書名 Vita activa──行動生活[2]，或許就稍微能夠限縮主題。顧名思義，本書就是在探討行動的生活，在書中，鄂蘭一開始就用了三個分類來指稱人類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並透過大量的篇幅仔細考察與爬梳。然而，對於閱讀者而言，這三個在本書一開始就拋出來的概念確實容易混淆，因為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並未仔細區分這三組概念。
那麼，我們可以問個問題：為什麼要做這些區分，鄂蘭想透過這組區分做些什麼呢？
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
按照鄂蘭的看法，行動生活（vita activa）在古代曾有過一個不怎麼正面的意涵。
行動的生活是對比於「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沉思的生活」才是更為正面、值得追求的。在此，可以用兩個方式來討論。首先，從最符合直覺的方式來想，行動就是一直在動來動去的、忙東忙西的，它因此就是一種不平靜的（askholia）的狀態；相對而言，沉思是一種平靜，行動因此就是對於平靜的干擾。從這個角度來看，行動生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可以滿足沉思前必須滿足的人類身體渴望（比如說，要吃飽喝足）。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行動生活是「人」在行動，行動是在跟這些「人的事務」打交道，而人們總相信人為的領域是次佳的，與自然相比，人為領域當中無法蘊含真正夠格的美與真裡。
為什麼人為的領域會相對差呢？
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人有一種特質：必朽性（mortality）。鄂蘭指出，從古希臘人的眼裡來看，自然是不朽的，因為自然更迭與重生、生生不息；而諸神是不朽的，因為諸神不會衰老死去。所以說，人相對於自然與諸神，是這世間唯一會終老死去的必朽者。對於必朽者來說，能做的事情有兩種：一是創造出延續自己的創造物，使得這些事物值得繼續存續下去；另外一種方式則是脫離於這個世間的紛擾，追尋一個超出世間的永恆真裡。前者是創造行動，在人世之間創造事蹟、話語與神話，形成共同活動（城邦生活也是其一）；後者是一種獨自沉思的活動。
對一些古代哲學家（以及其繼承者）而言，他們並不那麼相信城邦生活的不朽性，而這個不信任有其緣由。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死亡本身揭示了衝突。蘇格拉底願意相信上述這套講法（人世不朽性），他並不著書立論（因為這並不是關心永恆，而是關注於永恆的足跡，簡單說是在拷貝永恆），而是踏入了行動的生活中，整天跟雅典的鄉民們打交道進行討論。不過呢，蘇格拉底也就因為這樣死掉了，他被當成城邦的禍害，被雅典鄉民判了死刑。因此，對其徒弟柏拉圖來說，這個做法是有衝突的，克服必朽性的方式只能往人類世界之外尋獲，去找尋一個「永恆的真裡」。
這種永恆真裡是不可說的（unspeakable）[3]；所以說，這並不是一群人嘰嘰喳喳就可以決定或是否決的東西，人們的嘰嘰喳喳只是提出意見而非動見，這是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4]。對哲學家來說，它們是要遠離這些嘰嘰喳喳，透過「一個人」的沉思進入思考而找到這樣子的真理，真理是去除多餘紛雜之物而「開顯」[5]。這種想法因此也就和行動的生活對立。如果說沉思的生活較高級而且必須只有一個人為之，那麼行動生命的複數性（plurality）和忙碌也就成為了對於沉思的干擾。
行動生活中的另一種可能性
但上述那種看待行動生活的方式，並不完全道盡行動生活的特質，毋寧說，這是一種將行動生活的獨特性消去的一種詮釋方式。按照鄂蘭的想法，這套想法是以一套階序的觀點來看待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沉思生活高於行動生活，並認為沉思生活獲得的真理進一步做為指導原則。但鄂蘭並不這麼做（因此她不是個政治哲學家）。
鄂蘭認為，行動的生活有著與上述「哲學家式觀點」不一樣的意義，因此也不應該被放入上述的階序中。鄂蘭不否認真理的開顯意義，也不認為真理因此就比較高檔而行動生活就比較低端，因為兩者想要面對的東西不同，也無法比較優劣。
按照前述的看法，行動生活能夠勉強獲得基本敬重的原因在於，滿足沉思前的人類身體上欲求。如果要克服這個觀點，我們必須挑戰這種對於行動生活的界定，我們必須從行動生活這一含混的概念之中，想像出一種不一樣的行動生活方式。那麼，這個工作就會使得我們必須對於那些「看起來都是動來動去」的行動生活做出細緻的考察與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鄂蘭要去區分這幾個名詞了。
最後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鄂蘭的這三組概念。
在鄂蘭的看法中，勞動是植根於人的自然性；很顯然地，人就是要吃喝，而勞動就是基於滿足這些生理條件。而工作來自人的不自然性（unnaturalness），是人們在試圖超出自己自然生命必定朽敗的事實，試圖製造一個人造的領域出來。比如說，我們會製造一些器具、作品等人造物出來，這些東西可能可以在世間存活得比我們更長久。
而之所以會以為行動生活就只是服務臣服在沉思生活，是因為我們只用這兩者當成了行動生活的全部。從《人的條件》一書的序言中可看到，鄂蘭稱現代社會是個「勞動社會」：我們缺乏了想像的能力，不知道所謂的更高意義之生活的樣貌為何。但行動生活中還有一項有待挖掘的特質，也就是行動，與人群的共同行動，是對應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
如果說，人只是單一的型態，那麼跟「自己的複製品」打交道就是奇怪而且不必要的奢侈舉動。我們只要對於這種單一型態有所掌握並預測反應就好；但我們顯然不會這樣認為的，跟人群打交道並不只是在預測他人的行動，這當中一定還存有更深刻的意義。鄂蘭指出，對於古羅馬人來說，活在人群中才是活著，而離開人群則意味死亡；我們透過行動形成政治活動，並留下歷史與記憶，方能賦予另一種的耐久性與可能。
至於這種可能性是如何像奇蹟一般降臨在充滿必朽的人世呢？這部分的答案或許已非本文的篇幅所能道斷，就留待各位閱讀全書之後的自行思考了。
[1] Zur Person: 1964 年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高斯（Günter Gaus）的訪談
[2] 參見 Wikipedia 德文條目
[3] 漢譯本用了一個佛學用語──言語道斷，去查了一下意思應該差不多。但使用這個佛學用語好玄啊！（微抱怨）
[4] 這個「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之用法參考自鄂蘭的《政治的承諾》（臺北：左岸，2010）一書。
[5] 這個說法應該是承自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海德格解釋希臘文中的真理為去蔽（Unverborgenheit）：真理就是把存在者從其隱蔽狀態中取出到其無蔽狀態中。
參考文獻
-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林宏濤譯，臺北：商周出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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